1998年2月，署名陈徒手的《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在《读书》上发表了。此后，《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等几篇也陆续问世。最近，作者陈徒手将已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较大修改，并加入了《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丁玲：北大荒的日子》《郭小川：团泊洼秋天的思索》等文章，形成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
“重写文学史”已叫喊了多年，重视作家的个案研究也成为时髦，但真正能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作家心灵历程的作品似也并不多见。陈徒手的这本著作可以深刻地揭示：老舍的《茶馆》是怎样成型的，老舍本人又是怎样构思人物形象的；浩然的《艳阳天》究竟是如何出现的等问题。所以说能“深刻揭示”，是因为本书并不是“空对空”，而是基本由档案、会议记录、当事人及其后代的口述史料等从未为人知的材料构成。其中绝少作者个人的主观评价、情绪。客观的史料，使读者恍如走进了当日的历史。文坛恩怨，个中曲直，尽可一览无余。
1986年，陈徒手进入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闲来无事便去隔壁的资料室扫上几眼。又得以和严文井、楼适夷、秦兆阳等老先生闲聊。从中发现了很有含金量的资料，便记录下来。日益丰富的材料使作者明显体会到的，就是中国作家和国家命运的祸福相倚。90年代中期，作者开始向“中国文坛运动史”这一全新的题目努力。1997年底，汪晖同意在《读书》上发表陈徒手的研究成果。
陈徒手的文章史料主要来源有三：原始的会议记录、思想检查等书面材料；当事人的回忆；传主后人的口述材料。
从1990年开始，陈徒手每隔一段时间就和严文井等文坛前辈进行漫无边际的“神聊”。老先生们高龄且多病，但都极为热情。于人，于己，于国，说到情切处，每每老泪纵横。浩然是唯一在世的传主。作者采访三次，都是在三河浩然的家中。上午开始，中午两人吃完饭，浩然要休息一会儿，作者就自己开车在城里兜圈子，三河也就熟了。“下午两点半接着聊。浩然的家窗玻璃特别大，夕阳西下时，满屋子的阳光，一个老者在叙述令人心酸的历史。那感觉———”陈徒手没有说下去。浩然讲话有一个特点，就是缺少主语，主题变换又快，害得采访者不得不多次打断老人的话问个究竟。写老舍的那一篇，作者就访问了在北京、在世的所有第一次排演《茶馆》的演员。
查找原始的书面材料是比较耗时、费力的。查老舍的资料时，陈徒手每天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人一起上下班。人艺艺术处保留的关于老舍的资料让他不胜感慨。这些资料在柜子上面，落满了灰，绳子一碰就断。然而里面的内容却是百宝箱。所有话剧的排演及演出记录，演出的时间、地点、场次、剧照、说明书，导演的说戏记录，领导人及观众对话剧的反映，老舍写的提纲、便条，剧院领导层的会议或决定记录等等，全都有。周恩来、彭真等给《春华秋实》提出修改建议，老舍都遵照执行，整个剧本改了十次，时间长达一年，废稿有五、六十万字。关于《茶馆》的资料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1957年人艺决定排演《茶馆》。但反右开始了，导演焦菊隐的言行足够被打成“右派”。这可让时任书记赵起扬为难。他去请示彭真。彭真说了这么一句话：有用就保下来，没用就定右派。就这样，焦菊隐得以保护性过关，《茶馆》也得以面世。陈徒手感觉最深的是：“《茶馆》本来是老舍用来充实其他剧作的；后来成为独立剧目，能在‘反右’运动中演出；继而遭禁，又得以复演。这可说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奇迹。”资料中表明，当时文化部领导人对《茶馆》在政治上的功用不满意，在党内决定禁演，是党内机密，又不能直接告诉老舍。人艺的领导就想出了一个借口：轮换剧目。据资料载，老舍当时听了沉默无言。在书中，陈徒手就有意把《茶馆》诞生的前前后后详细地描绘给读者。
在成书过程中最让陈徒手感动的当属沈从文先生的儿子沈虎雏了。传主后人的回忆当然极为重要。可贵的是，沈虎雏能完整地对待父亲，看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另外一面。如关于沈从文曾向组织提出给老红军写回忆录的事情。这当然得益于沈虎雏退休以后的七年中一直在编辑《沈从文全集》（该书将在今年出版）。在编辑过程中，沈虎雏做了详细的注解。用陈的话讲，“比学者搞研究还细”。郭小川的子女得知陈徒手有郭在运动中的书面材料时，也主动表示收入《郭小川全集》，并不避讳郭在运动中做过的一些错事。其他传主的后人也都积极配合了作者的采访。
可贵的是，这本书的文章，曾送给传主的亲人过目，浩然也看了关于自己的那篇，大家一般都表示没什么意见。
陈徒手自己认为这本书无一句无来历。当然，可能资料来源本身有误或者回忆有误的情况是不能避免的。但书中绝对没有编造、创作的成分。已为人知的材料在本书中一般不会再看到。就是这些多不为人知的史料，使我们对传主的印象有了改变，传主不再是从前我们头脑中或革命、或淡泊、或正面、或反派的简单归类，而是身处社会风浪中的活生生的人。而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也并不仅仅是时代背景、社会意识、历史状况等笼统的“大概念”所能解释的，作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又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呢？
作者对资料的取舍精当，通常采访了三四个小时，但使用在书中的只有一小段话。“《北京青年报》曾转载过我的一篇文章，涨了一点点，版面排不下，编辑费了好大劲也删不了。”提及此事，陈徒手不禁有些得意。“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对文学史不甚了解的读者看起来会费点儿劲。”他自己补充道。
这本书的描画对象毕竟是文学家，它理应拥有类似于文学的荡人心魄的魔力。在简洁的文字背后，我们读出的，相信并不仅仅是传主的个人经历。
陈徒手写作过程中之最： 最感激：当事人一般都愿意接受采访。 最自豪：看的原始文字资料多了，传主及当时文坛风云人物的笔迹能一眼就看出来。
